和而不同作文素材(和而不同事例素材)

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，晏嬰講“和如羹”，其中的“和”有“和諧”之意，但只是講先王“和而不同”，要求君王講“和諧”。漢唐諸儒解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既有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，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，而將其中的“和”解為“和諧”，實際上消解了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，又有何晏《論語集解》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等突出“君子”與“小人”的道德對立，講“君子心和”“小人所嗜好者同”，君子“心和如一”，小人“為惡如一”。朱熹的解讀從心性層面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并進一步講由公私義利而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對立。朱熹之后，不少儒者既講何晏或朱熹的解讀，從心性層面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又講史伯的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“和如羹”，引伸出君子與小人在做事上具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差異。這些解讀對于今天不少學(xué)者將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“和”僅僅解讀為“和諧”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《論語·子路》載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明顯是就道德上相互對立的“君子”與“小人”而言。然而，當(dāng)今學(xué)者的解讀，大都以西周末史伯批評周幽王“去和而取同”并且講“和而不同”以及春秋末齊國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，將其中的“和”解讀為“和諧”。李澤厚《論語今讀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說：“君子和諧卻不同一，小人同一卻不和諧?！蓖瑫r還特別強調(diào)：“‘和’的前提是承認、贊成、允許彼此有差異、有區(qū)別、有分歧，然后使這些差異、區(qū)別、分歧調(diào)整、配置、處理到某種適當(dāng)?shù)牡匚?、情況、結(jié)構(gòu)中，于是各得其所，而后整體便有‘和’——和諧或發(fā)展?！眴栴}是，能夠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嗎？孔子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如果這里的“和”解讀為“和諧”，是否意味著君子與小人也應(yīng)當(dāng)“和諧”？在孔子那里，道德上相互對立的君子與小人能夠“和諧”嗎？孔子講“道不同，不相為謀”，講的就是君子與小人不應(yīng)當(dāng)“和諧”。可見，孔子之所以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其中還需要做更多、更為深入地解讀。

一、漢唐時期的兩種不同解讀

《論語》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不僅講君子與小人在道德上相互對立，而且講“和而不同”“同而不和”，講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。關(guān)于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的討論，可以追溯到《國語·鄭語》記西周末史伯對周幽王“去和而取同”的批評。史伯說：“夫和實生物，同則不繼。以他平他謂之和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，若以同裨同，盡乃棄矣。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，以成百物?！谑呛跸韧跗负笥诋愋?，求財于有方，擇臣取諫工，而講以多物，務(wù)和同也。聲一無聽，色一無文，味一無果，物一不講?！边@里將“和”與“同”區(qū)別開來，強調(diào)“以多物，務(wù)和同”，講由“多”而“和”，反對“同”而“一”，講“和而不同”，無疑具有“和諧”之意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這里講的是先王“和而不同”，而不是講君子“和而不同”。

又據(jù)《晏子春秋》載，春秋末齊國晏嬰與齊景公論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，說：“和如羹焉，水火酰醢鹽梅，以烹魚肉，燀之以薪，宰夫和之，齊之以味，濟其不及，以泄其過。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君所謂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；君所謂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，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無爭心。故《詩》曰：‘亦有和羹，既戒且平，奏鬷無言，時靡有爭?！韧踔疂逦?，和五聲也，以平其心、成其政也。聲亦如味：一氣、二體、三類、四物、五聲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風(fēng)、九歌，以相成也；清濁、小大、短長、疾徐、哀樂、剛?cè)帷⑦t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流，以相濟也。君子聽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?！駬?jù)不然，君所謂可，據(jù)亦曰可；君所謂否，據(jù)亦曰否。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一，誰能聽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?！睉?yīng)當(dāng)說，晏嬰講“和如羹”而反對“專一”，與史伯講先王“和而不同”，具有較多的相似之處，都是對于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的討論，其中的“和”也具有“和諧”之意，且同樣只是講先王“濟五味、和五聲”；至于所謂“君子聽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”，其中的“君子”應(yīng)當(dāng)是指君王。

東漢荀悅《申鑒》推崇《晏子春秋》所謂“和如羹”，并引出《論語》講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說：“君子食和羮以平其氣，聽和聲以平其志，納和言以平其政，履和行以平其德。夫酸咸甘苦不同，嘉味以濟，謂之和羮；宮商角徴不同，嘉音以章，謂之和聲。臧否損益不同，中正以訓(xùn)，謂之和言；趨舍動靜不同，雅度以平，謂之和行。……孔子曰：‘君子和而不同。’晏子亦云：‘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琴瑟一聲，誰能聽之？’《詩》云：‘亦有和羮，既戒且平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?！酥^也?！边@里講“君子食和羮”，“納和言以平其政”，所謂“君子”指的是君王；接著又講《論語》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似乎是把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”中的“和”解讀為不同事物的相互和諧。

另據(jù)《后漢書·劉梁傳》載，劉梁著《辯和同之論》，說：“君子之于事也，無適無莫，必考之以義焉。得由和興，失由同起。故以可濟否謂之和，好惡不殊謂之同。《春秋傳》曰：‘和如羹焉，酸苦以劑其味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。同如水焉，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琴瑟之專一，誰能聽之？’是以君子之行，周而不比，和而不同，以救過為正，以匡惡為忠?！憋@然，這里的解讀也是以晏嬰講“和如羹”解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“和”即“和諧”。

應(yīng)當(dāng)說，無論是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，還是晏嬰講“和如羹”，都是就先王而言，要求君王講“和諧”，并不涉及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；如果據(jù)此解讀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將其中的“和”解讀為“和諧”，強調(diào)“和”的價值而否定“同”，很可能會消解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，不合乎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所蘊含的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之意。

與此不同，三國時何晏《論語集解》注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曰：“君子心和，然其所見各異，故曰‘不同’；小人所嗜好者同，然各爭其利，故曰‘不和’也?！?span id="cobogt1" class="candidate-entity-word" data-gid="483643" qid="6537421864124290317" mention-index="0">南北朝的皇侃《論語義疏》疏曰：“和，謂心不爭也。不同，謂立志各異也。君子之人千萬，千萬其心和如一，而所習(xí)立之志業(yè)不同也。……小人為惡如一，故云‘同’也。好斗爭，故云‘不和’也?！焙髞恚?span id="dvtkx15" class="candidate-entity-word" data-gid="180076" qid="6598250937121248515" mention-index="0">北宋的邢昺《論語注疏》疏曰：“此章別君子、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。君子心和，然其所見各異，故曰‘不同’；小人所嗜好者則同，然各爭利，故曰‘不和’?！睉?yīng)當(dāng)說，何晏、皇侃以及邢昺的解讀，從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講“和”與“同”，突出了君子與小人的對立，不同于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對于“和諧”的推崇，較為合乎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之意。

然而，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，在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界定上，尚存在著某些不自洽。何晏《論語集解》講“和”，把君子之“和”解讀為君子之心的“和”，把小人之“不和”解讀為小人“各爭其利”；講“同”，則把君子之“不同”解讀為君子“所見各異”，把小人之“同”解讀為小人“所嗜好者同”?；寿墩撜Z義疏》明確把君子的“和”“不同”與小人的“同”“不和”分別開來界定：就君子而言，“和，謂心不爭也。不同，謂立志各異也”；就小人而言，“小人為惡如一，故云‘同’也。好斗爭，故云‘不和’也”。也就是說，在何晏、皇侃等對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解讀中，無論是“和”的內(nèi)涵，還是“同”的內(nèi)涵，都不是統(tǒng)一的。

由此可見，漢唐時期對于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解讀，既有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，而將其中的“和”解為“和諧”，實際上消解了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，也有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，突出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，但尚沒有就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內(nèi)涵做出自洽的解讀。

二、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

南宋朱熹《論語集注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曰：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。同者，有阿比之意。尹氏曰：‘君子尚義，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，安得而和？”這里從心性層面將“和”解讀為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將“同”解讀為“阿比之意”，也就是認為君子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因而無“阿比之意”；小人有“阿比之意”，因而有“乖戾之心”。顯然，這樣的解讀，與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一樣，突出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。重要的是，朱熹的解讀還把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與義利聯(lián)系起來，認為君子尚義，所以“和而不同”，小人尚利，所以“同而不和”。朱熹還說：“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。和是公底同，同是私底和?！薄吧w君子之心，是大家只理會這一個公當(dāng)?shù)椎览?，故常和而不可以茍同。小人是做個私意，故雖相與阿比，然兩人相聚也便分個彼己了；故有些小利害，便至紛爭而不和也?！币簿褪钦f，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不只在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，更在于“公”與“私”的對立，由公私、義利而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。朱熹門人輔廣對《論語集注》引尹氏曰“君子尚義，故有不同；小人尚利，安得而和”做了討論，說：“尹氏本意，雖只是以義利二字說不同、不和之意，然細推之，則君子之于事，唯欲合于義，故常和。然義有可否，故有不同；小人徇利之意則固同矣，然利起爭奪，安得而和？”顯然，輔廣進一步強調(diào)君子尚義，所以“和而不同”；小人尚利，所以“同而不和”。

與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相比，朱熹的解讀明顯具有兩大優(yōu)勢：其一，正如以上所述，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尚沒有就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內(nèi)涵做出自洽的解讀，與此不同，朱熹的解讀特別重視并明確給出了對于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的統(tǒng)一界定；其二，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講君子與小人具有“和”與“不和”、“不同”與“同”的對立，但由于沒有就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內(nèi)涵做出自洽的解讀，這樣的對立是含混的，與此不同，朱熹的解讀對“和”與“同”的概念做出了明確的統(tǒng)一界定，并進一步強調(diào)由公私義利而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對立，突出了君子與小人的根本對立，因而是對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的發(fā)展和完善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朱熹不僅從君子與小人的道德對立的角度解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從心性層面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而且明確反對依據(jù)晏嬰“和如羹”所做的解讀。朱熹《論孟精義》收錄了呂、楊、侯氏的解讀：

呂曰：“和則可否相濟，同則隨彼可否。調(diào)羮者五味相合為和，以水濟水為同?！?/p>

……

楊曰：“五味調(diào)之而后和，而五味非同也。如以咸濟咸，則同而已，非所以為和也。君子有可否以相濟，故其發(fā)必中節(jié)，猶之五味相得也。小人以同為說，猶之以咸濟咸耳，尚何和之有？”

侯曰：“和非同也，和則雖有可不可之異，濟其美而已，故曰：‘君子和而不同?！呛鸵?，同惡相濟，如以水濟水，安能和哉？故曰：‘小人同而不和?！?/p>

對此，朱熹《論語或問》說：“呂、楊、侯氏說，皆祖晏子之意。然晏子之言，乃就事而言，而此章之意，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，似不可引以為證也。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，乃以其同寅恊恭，而無乖爭忌克之意；其不同者，乃以其守正循理，而無阿諛黨比之風(fēng)。若小人則反是焉。此二者，外雖相似，而內(nèi)實相反，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，自古至今如出一軌，非圣人不能究極而發(fā)明之也?！绱苏f，則君子之心，無同異可否之私，而惟欲必歸于是；若晏子之說，則是必于立異，然后可以為和而不同也，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!”這里對以晏嬰“和如羹”來解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提出了批評，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

第一，在朱熹看來，晏嬰所謂“和如羹”，是“就事而言”，而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是就“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”，是就人的內(nèi)在道德品質(zhì)而言，所以“不可引以為證”。晏嬰強調(diào)聽取不同意見，所謂“君所謂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謂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，以去其否”，又講“清濁、小大、短長、疾徐、哀樂、剛?cè)帷⑦t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流，以相濟也”。然而，可否相濟，只是“就事而言”，并非就道德上的君子小人而言，換言之，君子與小人的對立，并不在于是否能夠做到可否相濟，而在于內(nèi)在道德品質(zhì)的截然相反。

第二，朱熹認為，君子小人“外雖相似，而內(nèi)實相反”，所以對于“和”與“同”的界定，不可只是從事物表面上看，而應(yīng)當(dāng)從人的內(nèi)在心性看。朱熹《論語集注》從心性層面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又進一步講公私義利，以此把君子與小人對立起來；《論語或問》則講“君子之和者，乃以其同寅恊恭，而無乖爭忌克之意；其不同者，乃以其守正循理，而無阿諛黨比之風(fēng)。若小人則反是焉”。顯然，對于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朱熹的解讀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的根本對立，而以晏嬰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的解讀則只是講君子與小人在做事上的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區(qū)別。

第三，朱熹認為，對于各種不同的事物，君子應(yīng)當(dāng)“必歸于是”，而晏嬰“和如羹”要求“必于立異，然后可以為和而不同”，過多講不同事物之“和而不同”，屬于“矯枉過直之論”。朱熹《論語集注》注“道不同，不相為謀”，曰：“不同，如善惡邪正之異?！辈⑶艺J為，“君子小人決無一事之可相為謀者也”。應(yīng)當(dāng)說，在朱熹的話語中，天理人欲、公私、義利，乃至君子小人，正如邪正、善惡，都是對立的，而不可“和而不同”，如果用晏嬰“和如羹”來解讀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實際上包含了對于小人的“和而不同”，必然會消解君子與小人的對立，那么君子就不是與小人對立的君子，也就不成其為君子，因而就會陷于悖論，所以用“和如羹”解“君子和而不同”是不可能的。

三、朱熹之后的討論

朱熹解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從心性層面將“和”解讀為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將“同”解讀為“阿比之意”，是就人的道德品質(zhì)而言，并非“就事而言”。然而，人的道德品質(zhì)與做事又是不可分割的，所以朱熹之后，有不少學(xué)者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既從心性的層面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又講二者在做事上具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差異。

元代陳天祥《四書辨疑》不滿足于朱熹從心性層面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的解讀，說：“和則固無乖戾之心，只以無乖戾之心為和，恐亦未盡。若無中正之氣，專以無乖戾為心，亦與阿比之意相鄰，和與同未易辨也。中正而無乖戾，然后為和。凡在君父之側(cè)，師長、朋友之間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可者獻之，否者替之，結(jié)者解之，離者合之，此君子之和也。而或巧媚陰柔，隨時俯仰，人曰可，己亦曰可，人曰否，己亦曰否，惟言莫違，無唱不和，此小人之同也。晏子辨梁丘據(jù)非和，以為‘君所謂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謂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，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無爭心’；‘今據(jù)不然。君所謂可，據(jù)亦曰可；君所謂否，據(jù)亦曰否’；‘據(jù)亦同也，焉得為和’。此論辨析甚明，宜引以證此章之義。”陳天祥的解讀試圖在朱熹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的基礎(chǔ)上，引入“中正之氣”，并進一步以晏嬰的“和如羹”區(qū)別君子之和與小人之同，實際上是把朱熹的解讀與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結(jié)合起來。

明代程敏政也解釋說：“和是無乖戾之心，同是有阿比的意思?？鬃诱f君子的心術(shù)公正，專一尚義，凡與人相交，必同寅協(xié)恭，無乖戾之心。然事當(dāng)持正處，又不能不與人辯論，故曰‘君子和而不同’。小人的心術(shù)私邪，專一尚利，凡與人相交，便巧言令色，有阿比之意。然到不得利處，必至于爭競，故曰‘小人同而不和’?！焙髞?span id="qbu7vd1" class="candidate-entity-word" data-gid="14217825" qid="6579955811395572995" mention-index="0">王夫之作了訓(xùn)釋，說：“君子以義為尚，所與共事功者，皆君子也。事無所爭，情無所猜，心志孚而坦然共適，和也。若夫析事理于毫芒，而各欲行其所是，非必一唱眾和而無辨者也，不同也?！∪艘岳麨橼?，所與相議論者小人也。以權(quán)相附，以黨相依，依阿行而聚謀不逞，同也。乃其挾己私之各異，而陰圖以相傾，則有含忌畜疑而難平者也，不和也?！睉?yīng)當(dāng)說，程敏政、王夫之的解釋，合乎朱熹《論語集注》之意。

清代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引述何晏所言：“君子心和，然其所見各異，故曰‘不同’；小人所嗜好者同，然各爭其利，故曰‘不和’也?！辈⒅赋觯骸昂鸵蛄x起，同由利生。義者宜也，各適其宜，未有方體，故不同。然不同因乎義，而非執(zhí)己之見，無傷于和。利者，人之所同欲也。民務(wù)于是，則有爭心，故同而不和。此君子、小人之異也。”顯然，這里以義、利講“和”與“同”，并由此從心性的層面講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。這與朱熹《論語集注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所引尹氏曰“君子尚義，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，安得而和”是相通的。在講君子與小人相互對立的基礎(chǔ)上，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又講史伯的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的“和如羹”，從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引伸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差異。

清末簡朝亮《論語集注補正述疏》和康有為《論語注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如出一轍，都是先引述史伯的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的“和如羹”，然后引伸出君子與小人的相互對立。簡朝亮說：“由是言之，和則不乖戾，同則惟阿比，其義不昭然乎？”康有為說：“蓋君子之待人也，有公心愛物，故和；其行己也，獨立不懼，各行其是，故不同。小人之待人也，媚世易合，故同；其行己也，爭利相忮，不肯少讓，故不和。”這明顯更為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。

直到現(xiàn)代錢穆《論語新解》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說：“和者無乖戾之心。同者有阿比之意。君子尚義，故有不同。小人尚利，故不能和。或說：和如五味調(diào)和成食，五聲調(diào)和成樂，聲味不同，而能相調(diào)和。同如以水濟水，以火濟火，所嗜好同，則必互爭?！憋@然，這樣的解讀都是從朱熹的解讀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出發(fā)，并進一步引伸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差異。

四、余論

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，中國古代對于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解讀，既有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，而將其中的“和”解為“和諧”，又有何晏《論語集解》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以及朱熹的解讀，從心性層面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朱熹之后的學(xué)者大多既從心性層面強調(diào)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又由此引伸出二者在做事上具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差異。應(yīng)當(dāng)說，在這些解讀中，朱熹的解讀從心性層面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并進一步講由公私義利而有“和”與“同”的對立，發(fā)展并完善了何晏、皇侃等的解讀，超越了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的解讀。

首先，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是就先王而言，以此為依據(jù)解讀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是將圣王與君子混為一談。據(jù)《論語·憲問》載，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?！痹唬骸叭缢苟押?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人?！痹唬骸叭缢苟押?？”曰：“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！”也就是說，君子首先在于“修己以敬”，如果在“修己以敬”的基礎(chǔ)上做到“修己以安百姓”而天下和諧，就是堯舜也不容易做好。顯然，在孔子看來，君子與圣王是有區(qū)別的。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，講的是圣王“和而不同”，而不是君子“和而不同”，因而不能用于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。與此不同，朱熹的解讀強調(diào)的是君子的內(nèi)在品質(zhì)，更為合乎《論語》講君子“修己以敬”，并與圣王有所區(qū)別之意。

其次，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是就做事而言，而《論語》講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是就做人而言，做事與做人不可混為一談?！墩撜Z》講君子與小人，首先是就人的內(nèi)在品質(zhì)而言，《論語·憲問》講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?！迸c此不同，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，強調(diào)“以他平他”，反對“以同裨同”，又講“先王聘后于異姓，求財于有方，擇臣取諫工”，顯然是就做事而言；同樣，晏嬰講“和如羹”，講不同事物的“相成”“相濟”，反對“以水濟水”，也是就做事而言。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解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實際上是將做事與做人混為一談，而朱熹的解讀揭示君子“和而不同”的內(nèi)在品質(zhì)，更為合乎《論語》的君子之意。

再次，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由于只是就先王而言，就做事而言，因而不是就道德上相互對立的君子小人而言，史伯以“和而不同”批評周幽王“去和而取同”，并不是君子與小人的對立，所以，以此為依據(jù)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必定會帶來對于君子與小人對立的消解，甚至?xí)萦谝浴昂汀眮斫庾x道德上君子與小人的對立所引起的理論矛盾。與此不同，較何晏《論語集解》、皇侃《論語義疏》更為完善的朱熹的解讀，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從心性層面強調(diào)了君子與小人在道德品質(zhì)上的對立，因而更為合乎《論語》講君子與小人相互對立之意。

日本江戶時代（1603—1867）的荻生徂徠解《論語》，強調(diào)其中的“君子”“小人”主要是“以位言”。他說：“君子者，在上之稱也?！咧蜗抡咭?，士大夫皆以治民為職，故君尚之子以稱之，是以位言之者也。雖在下位，其德足為人上，亦謂之君子，是以德言之者也。”“小人，亦民之稱也，民之所務(wù)，在營生，故其所志在成一己，而無安民之心，是謂之小人，其所志小故也。雖在上位，其操心如此，亦謂之小人；經(jīng)傳所言，或主位主言之，或主德言之。所指不同，而其所為稱小人之意，皆不出此矣?！痹谳渡迯瓶磥恚墩撜Z》中的“君子”為上層官員，“小人”為下層百姓，“君子”與“小人”是相須關(guān)系，而不是道德上相互對立的君子與小人。他的《論語征》以晏嬰的“和如羹”解讀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反對何晏以“君子心和”、朱熹以“無乖戾之心”解其中的“和”，說：“何晏曰‘君子心和’、朱子曰‘無乖戾之心’，皆徒求諸心而失其義焉。蓋古之君子學(xué)先王之道，譬諸規(guī)矩準繩，故能知其可否。茍不知可否之所在，其心雖和乎，烏能相成相濟，如羹與樂乎？亦可謂之同已?！彼J為何晏講“君子心和”、朱熹講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并非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之義，而君子之為君子在于知道事之可否，而使之達到相互和諧。問題是，君子與小人的對立，并不在于能否知道事之可否，講事物之和諧，而在于內(nèi)在的心性道德。

《論語》中的“君子”“小人”，確有一些并不是講道德上相互對立的君子與小人，但是，由此而像荻生徂徠那樣，以為《論語》中的“君子”“小人”大都不是道德上相互對立的，尤其是認為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中的“君子”“小人”并非就道德上相互對立的君子與小人而言，或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討論。

當(dāng)今不少學(xué)者以史伯講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講“和如羹”為依據(jù)，將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中的“和”解為“和諧”，并將“和諧”解為“由‘自然的和諧’、‘人與自然的和諧’、‘人與人的和諧’、‘人自我身心內(nèi)外的和諧’所構(gòu)成的‘普遍和諧’”，又進一步認為“儒家關(guān)于‘和諧’的觀念是把‘自我身心內(nèi)外的和諧’作為起點的”。這里把“人自我身心內(nèi)外的和諧”與人之外部的和諧統(tǒng)一起來，并以“自我身心內(nèi)外的和諧”為起點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這里所謂“自我身心內(nèi)外的和諧”，實際上就是朱熹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所言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；今人所講的“普遍和諧”，實際上正是朱熹之后不少學(xué)者既講君子之“和”在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因而無“阿比之意”，又講史伯的“和而不同”、晏嬰的“和如羹”，引伸出人之外部事物的和諧，而朱熹講“無乖戾之心”，因而無“阿比之意”，正是這一“普遍和諧”的起點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朱熹解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，而講“和者，無乖戾之心；同者，有阿比之意”，不僅更為合乎《論語》之意，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學(xué)術(shù)價值。

原文載于《社會科學(xué)研究》2021年第6期，注釋從略。原題：歷代對《論語》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的解讀——以朱熹的詮釋為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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